刊登日期 : 2024-11-14
202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80周年。回顧這80年的歷程,第一任院長常書鴻是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
直至今天還時常有人感歎:不敢想象如果沒有常書鴻、沒有他的堅守和執著,如今的敦煌能否還有這般光彩。
抵達敦煌 為莫高窟清積沙
1943年3月,中國處在內憂外患之中,常書鴻一行人為保護文化遺產毅然來到敦煌。不過這些藝術家們抵達後迎來的第一項工作卻是體力活:清理流沙和積沙。
莫高窟地處戈壁,一起風就會把沙子颳來,加上多年積沙,環境實在惡劣,僱來的民工嫌太苦,先後離開。常書鴻曾屢次向國民政府打報告希望縣府出手制服流沙,但縣府用幾文大洋敷衍了事後就再無表示。
於是常書鴻就自己落手做,自製了一種叫做「拉沙排」的工具,把積沙一排排推到水渠邊,然後再放水把沙沖走。他還帶大家用50天築起了一道高2米、長2,000米的沙牆,將洞窟嚴嚴實實地保護起來,隔絕了流沙和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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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摹壁畫 保育洞窟與時間賽跑
莫高窟飽受風沙和環境的侵蝕,不斷退化消逝。除了維護周邊環境,最為急迫的工作就是臨摹壁畫。當時還沒有攝影和數碼技術,全靠畫家們一筆一筆將壁畫「複製」下來。
有人提出若直接在墻壁上拓印會省力許多,但拓印時要用釘子將紙貼釘在墻上,還要用鉛筆勾畫,會對脆弱不堪的墻壁造成破壞,於是常書鴻規定只能對着臨摹。
洞窟中沒有燈光,非常幽暗。畫師們就在小凳子上工作,一手舉油燈,一手執筆,照一下、看一眼、畫一筆。臨摹窟頂的壁畫時,頭和身體幾乎成90度直角,時間一長難免頭暈腦脹。顏料用完了,他們就用古人的方法就地取材,在不同顏色的泥土中加入膠汁,製成各色顏料……
在艱苦的環境中,他們臨摹了一大批壁畫作品,成為保育敦煌的重要資料。
遠離社會 這份孤獨感最難熬
不過漫天的風沙、艱苦的環境尚能克服,遠離社會的孤獨感和隔絕感才是更為「致命」的。曾經在此臨摹的畫家張大千就曾用「無期徒刑」來形容保育工作。
有一年夏天,工作組中一位同事發高燒,要前往附近城鎮的醫院。在被送上牛車前,他哭着對常書鴻說:「我死了之後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這位年輕人後來醫好了病、離開了莫高窟。
常書鴻的妻子陳芝秀也因為難以忍受丈夫的繁忙和環境的惡劣,幾年後選擇拋下他和一雙兒女,隻身出走、離開了大漠。常書鴻備受打擊,但還是毅然留了下來。
後來,他與助手李承仙結婚,在以後的日子中相濡以沫。
新中國成立 搶救工作全面展開
新中國成立後,常書鴻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紅旗,莫高窟的搶救性修復工作全面展開。
1951年4月,常書鴻攜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到北京,在故宮午門隆重舉辦了敦煌文物展。周恩來總理親自來看展,得知莫高窟的工作環境艱辛,他在財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放了2億元(舊幣,約合現在人民幣2萬元)經費,給當地配置了發電機和吉普車,莫高窟第一次迎來電燈照明。
同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其後,他先後赴印度、緬甸、日本等國辦展,向全世界展示敦煌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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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無悔 來世還做常書鴻
後來的文革中,常書鴻遭受了許多不公和殘酷的對待,但那段經歷在他的回憶錄中沒有太多記錄。
多年來,他堅持敦煌的保育事業,和同事們搜尋文物,臨摹壁畫,為洞窟編號……對敦煌藝術進行了系統且細致地研究與保護。
此外,他還撰寫了一批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舉辦大型展覽、出版畫冊,努力把敦煌藝術介紹給全世界。
1994年6月23日,「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去世,他的墓碑就樹立在莫高窟前的一塊沙地上。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問他,如果來生再到人世想選擇甚麼樣的職業?常書鴻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輪回轉世。不過如果真的還有來世,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我想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