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1-12-17
12年后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的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访问美国，在圣约望大学演讲中说到：“我才学习了20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30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
陈万雄忆沈从文 自觉文物研究更适合自己
对此（换职业），他更作了详细的说明：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1981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演讲《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说到，“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的落后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作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见王亚蓉编《提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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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不落后，是一种价值观，在解放后的新意识形态和新价值观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响，不受冲击，也不能不在此基点上评估自己。
以上所征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说话，从1968年到80年代，虽遣辞用语的轻重、婉直、详略，容有分别，基调是一致的，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隐蒙时世易转后的不适应，不愿做没有自己切实内心感受的“空头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志趣的别有怀抱。我认为对沈先生的转变，不必深文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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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另一个例子是梁漱溟，他当年触怒毛泽东，毛逝后而梁复出，已没有太大顾忌。梁氏回忆评说此故实时，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
梁氏年轻时考不进北京大学，后却由当时校长蔡元培聘任为教授。此中过程，梁氏说来也很平实，了无自矜和夸饰，无世人多少期待的传奇！
慷慨激昂，抗命以争，坚守己见，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隐，不随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实道来，坚持定见，无所夸饰，更需要大智勇。所谓轻富贵易，轻没世之名难。
由此观之，可称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几近矣。（五之二）
（经作者授权，转载自陈万雄《读人与读世》，标题及分段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