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1-11-15
之前介紹過20世紀30年代之前誕生的前輩，下面繼續介紹的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來莫高窟的中青年人。他們為敦煌研究院的往後發展打下基礎。
敦煌石窟攝影專員李貞伯
1950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50、60年代，由於國家的重視，通過工作調動一些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和通過國家分配的大學畢業生來到了敦煌，使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驟增至48人。一支新生力量在莫高窟打開了敦煌事業的新局面，使敦煌文物研究所多年想搞而沒法搞，想做而沒人做的事情都有了承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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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伯（享年90歲）與萬庚育先生（享年99歲）是一對伉儷，他們都出身名門望族，在第一任所長常書鴻先生的感召下從北京來到敦煌。
李貞伯先生本學國畫，因為當時研究所裏缺乏攝影專業人員，他就「半路出家」學攝影，早期研究所保存到現在的照片都是他拍攝的。就這樣他在大漠的風沙中度過了一年又一年，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曾經的顯赫身世，沒有人知道他曾經的繪畫出身，大家只記得他是莫高窟那個熱心而勤奮的攝影師。
萬庚育先生是徐悲鴻的入室弟子，在中央大學藝術系跟隨徐悲鴻學習國畫。到敦煌後，學畫出身的她，一頭鑽進洞子，這一畫就是半個多世紀。
考證敦煌石窟學者賀世哲
賀世哲（享年80歲）和施萍婷先生也是一對伉儷，他們青年時期曾遠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作戰，回國之後就積極回應國家「向科學進軍」號召，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習，後來在蘭州藝術學院從教，60年代時被調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賀世哲先生從事敦煌石窟經變圖像的考證研究。他的研究如他的為人一般，踏實認真、嚴謹細緻。
施萍婷先生也是令我們十分尊敬的學者，她既研究敦煌石窟，又對甘肅省各單位所藏敦煌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整理和編目工作，出版了《甘肅藏敦煌文獻》（6卷），又補正修訂完成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她的工作為更多學者從事敦煌學研究鋪下了廣闊的道路，而自己耗盡了畢生精力，按佛經說法，這就是「廣種福田」，功莫大焉！施萍婷先生有一句話：「人就是怪，有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也有人，生在苦中不知苦。」她後面一句話顯然指的是莫高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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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考古專家關友惠
關友惠先生比我年長，他是1953年來到莫高窟，在研究所美術組從事壁畫臨摹工作。他說：「一進洞窟就像進入極樂世界，神遊物外。……，精神就來了，什麼都忘記了，裏邊有看不完的東西，什麼都想看，都想要，……畫入眼裏，萬事離心中。每一次都有新發現，心情特別愉快，不覺苦。」
關友惠先生勤於思考、刻苦鑽研，對敦煌石窟各個時期壁畫風格和技法了然於心。因為工作需要，1962年他被調到考古組，毫無怨言重新開始從事石窟考古，與我和馬世長合作開展石窟考古和分期排年工作。
關友惠先生有繪畫臨摹的基礎，在考古調查的基礎上，又特別對敦煌壁畫圖案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借鑒考古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在壁畫藝術風格、樣式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他還是我和馬世長學習敦煌藝術入門的老師。
莫高窟首位壁畫修復師李雲鶴
李雲鶴先生，1956年響應國家號召前往支援新疆。因要送親戚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舅舅霍熙亮家，他到敦煌逗留了數日。未曾想，這一留，便是一輩子。後來他成了莫高窟第一位壁畫修復師。
60餘年來，他共修復了敦煌石窟和各地壁畫4,000多平方米、彩塑500多身，且做到零失誤。如今89歲的李雲鶴先生依然工作在文物修復一線，他被授予「大國工匠」的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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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來的「莫高窟人」做了拓土開疆、承上啟下的工作，正是他們的開拓進取，既為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和研究能夠在前輩開闢的道路上馳騁前行，又為研究院的繼續前進發展打下了基礎。（八之五）
（轉載自中華學社《中華大講堂》系列，內容和標題經編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