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8/05/2024
最近紀錄片《何以中國》熱播，讓人們再次感受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魅力和生命力，同時也讓大家感受到中國政治文明連綿不斷的生命力所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在19/2/2024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就中國政治文明論述。
「中國」概念如何誕生？
中國概念的產生，反映了中華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我們在應對共同威脅、維護共同生存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向心力和對凝聚性的中央核心的認同。
我們今天為甚麼特別需要這樣一個「中」字？
我們看上古時期，當時中國的地理規模已經非常大了，放在今天世界上就已經是一個大國；它的地理、人口和文化的多樣性，也遠遠大於今天任何一個號稱文化多元主義的國家。
我們經常會聊起歐洲為甚麼難以統一，很多人會說，是因為歐洲的地理破碎。
但是中國的地理也很破裂，比如蜀道難於登天的四川盆地、四塞之地的關中平原、表裏山河的三晉大地、泰山屏障的山東半島，似乎都不比歐洲的區域分隔更容易打破。我年輕的時候曾在歐洲遊歷，我覺得歐洲的地理空間其實比中國的要更容易翻越。
還有人說是因為文化的多元。
但中國是一個萬國之和，統一到現在兩三千年了，今天各地方言差異還不亞於歐洲各個主要語言之間差異。一位阿拉伯學者問：「中國人講那麼多不同語言都可以統一，我們阿拉伯人說一樣的語言，為甚麼四分五裂？」
所以我們的條件並不是天生就容易統一的。中國人能夠不斷地走向更高的統一，它的根本，在於中國人所創造的文明、文化和制度。它的核心就體現在這個「中」字上。
以高超能力整合巨大國土
早自堯舜禹的時代，中國人就以高超的能力整合這塊巨大的國土。
我們今天黃金周旅遊，坐着高鐵或者自駕車跑個上千公里就覺得自己很牛了，但是讀《尚書·禹貢》，那個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把天下九州規劃經營得井井有條。
有人說《禹貢》可能形成於戰國，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我們今天考古工作所發掘出來的上古文明的規模，足夠讓現代人驚嘆。
如果說夏商還有一定的軍事強權和神權政治的色彩，那麼到西周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完全靠一套政治和禮法制度把天下有效地整合起來。
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它最大的挑戰是甚麼？是內亂。
法國的孟德斯鳩講過一句話——「小國亡於外敵，大國亡於內亂」，而他講的還是那種幾萬人到幾十萬人規模的國家。對於中國這種超大型國家，「建中立極」是消除混亂的法寶，也是我們從多少年戰亂的慘痛教訓中凝聚出來的智慧。
近代有一位大學者王國維（《人間詞話》作者），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歷史學家。他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礎上分析了西周的制度，他認為其中一個關鍵點，西周要建立這套制度就是為了消除亂源。
他把政治制度分成兩個層面：在中央層面，周公這些人是要建立穩定的權威，天子之位是不能隨便都來爭的，這個產權是要明晰的；而在執行層面，則要有充分的競爭，要選賢任能，不能搞世襲。
王國維把政治權威和治國理政這兩件事情的邏輯講得清清楚楚。其實今天人類政治依然面臨這兩個層面的問題，今天多數國家依然面臨這樣的問題。
秦漢以降，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取代了西周式的天子制度，郡縣官僚制度取代了西周的封建制度，但是王國維講的這兩條邏輯——一個權威、一個治理——依然延續了下來，比如皇帝之位是不能隨便爭的，官員選拔也是要靠競爭的，最後我們發展出了科舉。
秦制對現代國家制度的貢獻往往被低估了，它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四大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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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權威保障大跨度整合
無論周制還是秦制，它有了一個中央權威，就可以實現大範圍的共同的安全秩序，提供廣土眾民生生不息的條件，產生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和市場空間，進行大跨度的資源調配和整合。
每逢亂世，中國人對這種中央權威的渴望，尤其深刻。
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戰國那五百多年，所以諸子百家他們的觀點各異，互相攻擊，但是在政治理想上卻有很大的一個共識。
比如：管子說「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說「定於一」；荀子說「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韓非子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說「一則治，兩則亂」。
這些都是歷史中凝成的經驗智慧。
因而，在中國歷史中，我們看到地理、制度和文化這些因素疊加，構成了一個生命力頑強的中央結構，圍繞它就形成了一個中國哲學家趙汀陽教授所講的「旋渦模式」——不管是甚麼人，你參與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最後都會成為中國人；不管是甚麼宗教、思想，進入中國都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這個邏輯決定了。
在內部，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要有一種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讓全國各族人民在團結凝聚中成就一個多元的利益和價值；在世界上，中國也要成為一種良性秩序的源頭，向外輻射和平、合作、發展和公正，以及中國將帶給世界的原則。（二之二）
（轉載自《這就是中國》節目，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