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1-02-19
我原来是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 愿意回香港工作和生活并不奇怪。
创校（香港科技大学）初期，来港建立院系的资深同事们，大部分生长在台湾。他们早年去美国留学，继而在美国定居，成了家，养了孩子，建立了事业和地位。五十左右的年纪，置身学术专业高峰，踏上了人生的收获期，入息优裕稳定、生活丰富多彩。
正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识分子各找门路赶着向外跑的时候，这伙大教授们好好的日子不过，拔起根来、拖男带女跑来一个陌生地方，为的是啥？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由得不先从自己说起。 虽然我没有生长在台湾，但是我的家庭背景和基础教育，与这些资深同事们有不少相像之处。 或许各位能够从我的个人经历里捉摸到他们的心情。
这一说，也许会说很久。 请原谅我细述30多年的心路历程。
遇抗战内战 辗转多地扎根香港
我生在砲声隆隆的上海。 父亲是清华大学保送留美的毕业生，学的是铁路管理和会计。 留学5年后回国，就职于当年国民政府的“铁道部”。早期出国的留学生不多，别人都升得挺快；他不懂得做官，干了好几年，还是个低层干部。 抗日战争打响，我军势弱，节节败退。 眼看同事们飞的飞了，走的走了；留到最后一刻，烧毁机密文件，好像总是他的任务。 从南京逃出来，几乎没赶上最后一班火车。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出生3个月后，被从南京逃出来的父亲，和从上海随着逃难的母亲，带到了香港。
4年后，香港终于沦陷。 父亲级别太低，轮不到跟国民政府撤退去重庆。 当然，任何一个有良知血性的人都不会替伪政府工作。于是父亲失业。千辛万苦，辗转半载，把一家老小带回上海；进入私人银行，从此依靠留学年代学到的会计本事，养家糊口。
外祸方休，内战又起。 经济全面崩溃前夕，国民政府逼使人民把一切非纸币的积蓄兑换成贬值速度以小时计的“金圆券”。 听话的爸爸，毕生积蓄化成灰烬，一家生活又没了着落。 于是，刚在上海念完小学的我，跟着父母赶去台北投靠亲戚。
台湾很乱，亲戚自顾不暇，父亲又找不到工作。不足一年，再次回香港谋生；我就在香港念了中学。
摘自吴家玮《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