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看文學:最大的用處是沒有用處

編輯︰黃皓頤

  我是一個文學的樂觀主義者,不認為文學會在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裏消失,也不認為小說會嗚呼哀哉。有關「小說死了」的討論,在80年代的大陸出現過,但事實證明,小說不但沒有「死掉」,而且經常迴光返照,更返照得很燦爛。

莫言:文盲也是口頭文學家

  人們對文學的熱情,有一段時間看起來是消沉了,但很快藉着某個原因突然煥發出一種非常高漲的熱情。無論閱讀還是創作,讀者的熱情跟作者創作的熱情,有時是並駕齊驅的,所以,我想文學的發展不是一條直線,也不是沿着一條一直上升的路線,而是像波浪一樣前進,有高潮也有低谷。

  文學這東西,你說它沒有用?它還真的有用。但你說它有用?它似乎又沒有用。2012年在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晚宴上,我自覺在致辭中最好的幾句話,就是:「與科學技術相比,文學是沒有用處的,但是文學最大的用處,就在於它沒有用處。」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領獎致辭時直指:「與科學技術相比,文學是沒有用處的,但是文學最大的用處,就在於它沒有用處。」圖為莫言在2012年12月7日於瑞典皇家學院舉行的諾貝爾獎傳統演講中發言。(圖片來源: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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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叫「最大的用處是沒有用處」?其實我想說,文學不像數學、物理、化學和其他應用科學,可以立刻轉化成生產力、變成物質、或者運用於醫學救人、或轉化成武器殺人,又或變成一種宏偉的建築等等。

  若你問一個人,一輩子不閱讀能不能活下去?當然他可以活得很好。那一個人一輩子只看科學書籍,不看文學書籍,同樣地,我覺得他也可以活得很好。

  然而,一個讀過文學書籍的人,跟從未接觸過文學書籍的人,是不一樣的。即使鄉村裏不識字的文盲或農民,你不能說他們沒有文學素養。我小時候在農村聽過很多不識字的鄉親們講故事,他們講得有板有眼,有高潮、有低谷、有伏筆,非常吸引,他們都是口頭的文學家。

  當然,他們也是故事的聆聽者。一個故事的講述者,初時都是很好的故事聆聽者,因為他們先聽故事,然後講給別人聽,在講述過程中不斷添油加醋,所以變成故事的創作者。

  我小時候去市集聽說書人講故事,回家後複述給母親和姐姐聽,有時有些情節記得不太清楚,我就編造一下;有些情節我覺得不太過癮,就添油加醋,同樣會得到很好效果。母親想晚上聽故事,就讓我早上去市集聽故事,所以我童年時得以逃避割草或放牛等勞役工作。

莫言:文明國家必定重視文學

莫言表示,曹雪芹是中國的偉大文學家,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旗幟。圖為河北石家莊市正定縣中,仿照曹雪芹著名作品《紅樓夢》描述而建成的榮國府內擺放的曹雪芹雕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作為文學的讀者,也是小說的作者,對文學是充滿厚愛,也希望更多人熱愛文學。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有時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文明態度的標誌。

  當一個國家高度重視文學,它肯定是文明國家,但當一個國家鄙視、壓制文學,甚至對作家進行逼害,則肯定不是文明國家。

  任何正常、文明、進步的國家,永遠會把文學視作民族的重要精神生活,永遠把文學的寫作者、愛好者和讀者當作民族最優秀的分子來熱愛、來呵護。

  我想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國家的符號。偉大的文學家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旗幟,像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我們中國的曹雪芹這樣的偉大作家,毫無疑問是自己民族的偉大旗幟。

  很多外國領導人到俄羅斯會被安排參觀托爾斯泰的莊園,但不會到訪生產AK47自動步槍的地方,只會選擇展示他們的托爾斯泰、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和米哈伊爾‧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所以,文學應該是超越民族的、政治的、階級的,有如一種人類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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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閱讀文學培養民族精神素質

  我們在閱讀中,會認識到人的最高貴品質,因而眼界高闊,認識到人類最寶貴和最可悲的地方,也就是透過閱讀可以認識自己,所以一個喜歡閱讀的民族,肯定具有巨大的反思能力。人民在閱讀中對照、比較,然後反思,最後得出一種清醒的結論。

  當眾多人民都是閱讀者,在閱讀中反思的話,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自然會提高,所以我想文學是需要生活,生活也需要文學。

  (轉載自中華學社《中華大講堂》系列,內容和標題經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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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插茱萸 三插三不插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這首來自唐代詩人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的詩句,提及了古代中國重陽節一個重要習俗,就是插茱萸。

  茱萸是一種植物,有吳茱萸、山茱萸和食茱萸之分。古人在重陽節時,會將茱萸插在家門前及戴在頭上,根據晉代周處《風土記》記載九月九日重陽這一天,民間流行茱萸插頭上,以禦初寒消災避難、預防瘟疫等。

  另外,唐代風俗志《歲華紀麗卷第三》也記載了重陽節時人「重九登高」和「菊制齡、萸繫臂」的風俗。

  為何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