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0/09/2024
本文基於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上的演講記錄稿，有補充與修訂，原標題為《「漫長的十八世紀」與「盛世背後的危機」》。
該論壇由香港大學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雲漢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別從新加坡、台灣、大陸學者的不同視角，對這一主題進行闡述。
葛兆光憶日本學者看帝國衰落 源於政府腐敗、階級鬥爭、經濟蕭條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經說，討論帝國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徑。
如果把道義頹廢、政治腐敗作為帝國滅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觀；
那階級鬥爭激化，統治階級應對錯誤看成帝國滅亡的原因，是階級史觀或革命史觀；
若將經濟蕭條、人民窮困作為帝國衰落的原因，是經濟史觀（見其《中國史》「自跋」）。
當然，說到十八世紀的帝國衰落，還有一種是歸咎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這是現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觀。
不過，我們討論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紀中國的衰落，其實，可能需要更複雜的歷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似乎十八世紀的中國正是「盛世」，通常都說「康乾盛世」嘛。美國學者羅威廉為那套《哈佛中國史》寫的最後一冊，講清代的歷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說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國力強盛，版圖擴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說：古往今來，有哪個皇帝執政60年？有哪個皇帝五代同堂？有哪個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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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憶歐洲思想家看18世紀中國 讚好國家體制、科舉制、先農後商
可是，放在全球史裏面，問題就出來了。我們知道，儘管十八世紀歐洲啓蒙時代的思想家，常常通過來自傳教士的報告，把中國理想化。
他們說，在政治上，中國統一和集中的國家體制比歐洲好；思想上，簡潔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爭權奪利的基督教好。
社會上，中國科舉制決定社會地位，比歐洲世襲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國皇帝像父親一樣關懷子民，比歐洲君主強多了。
在經濟方面，中國在重農基礎上再發展商業，比起歐洲在重商主義刺激下使得農村凋敝要好。
加上那個時候中國風尚，甚麼園林樓閣、瓷器漆器，正好風行一時，除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之外，對於中國是一片稱讚。
我寫過一本書，叫《想像異域》，說李朝的朝鮮文人想像中國，是文明變成野蠻，不過，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想像中國，中國卻是鶯歌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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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看全球背景下大清帝國 由盛到衰的三大原因
不過，把十八世紀的中國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問題來了，康乾盛世不是興盛時代嗎？
是的，雖然它沒有像聯合王國（指英國——編者注）那樣發明出飛梭（約翰·凱伊，1733）和新紡車（哈格里夫，1764），發明出蒸汽機（瓦特，1776），出現了「產業革命」。
但是，它確實使得中國進入一個穩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擴大了一倍，收納了好些滿蒙漢之外的族群，整頓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數出好多好多他們的偉大成就，可是遺憾的是，這些偉大成就背後，有着一些陰影或一些病灶，這些陰影或病灶，不僅導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也許還會影響到今天的「振興」或「崛起」。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曾經把大清帝國「國運逆轉，由盛到衰」，歸咎於「行政無能」、「腐敗普遍」和「財政窘迫」，這當然有一定道理。
但我想和大家討論的是另外三點：
第一，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
第二，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無法面向世界，愈來愈凝固和僵化；
第三，歸根結底，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的可能性。（五之二）
（轉載自「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的演講記錄稿，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