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1-07-28
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袭来，东亚国家总体的应对表现明显比欧美国家好。这再次引起了外部世界对东亚文化的关注。很多有识之士都关注到，东亚文化好像更加注重集体，更加关注自由与自律的平衡，更加相信政府的作用等。
张维为看亚洲价值观 创造经济现代化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那场讨论的背景是这样的，上世纪70年代日本崛起，随后又有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这些社会的文化自信也开始复甦，他们觉得可能自己有独特的价值观，也能够创造经济现代化。
熟悉西方崛起过程的人都知道，德国很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名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新教要求教徒履行天职，包括奋斗、致富，然后获得上帝的救赎。这种伦理带来了英、美、德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坦白讲，我觉得马克斯‧韦伯的解释有一点牵强附会。但不管怎样，这本书是很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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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看亚洲价值观 新加坡由贫穷变富裕
东亚一些学者也提出，儒家的伦理，特别是崇尚教育、劳动、勤奋等这些价值，也是东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不少亚洲学者和政治人物都参与了这个话语的建构和讨论。其中声音最响亮的应该是两位政治人物，一个是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另一个是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他们认为，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也可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甚至是更好的现代化。李光耀认为，“亚洲价值观”使新加坡从原来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比较富有的国家。
他们的观点遇到了西方主流学者的抵制，而亚洲国家内部也有分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主流观点就认为，这意味着“亚洲价值观”的失败，这场讨论也就戛然而止。但很多人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90多岁高龄的马哈蒂尔不久前还在说，“亚洲价值观”是正确的。
李光耀大家都比较熟悉，是新加坡的一位资深政要。他是这样说的，“亚洲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社会与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二是民主的目标是实现好政府；三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互相信任的关系；四是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五是国家之本在于家庭；六是国家要尊重个人；七是不同的宗教应该互相补充，和谐相处。
张维为看亚洲价值观 族群利益重于个人权利
李光耀认为，这些价值观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有现代的成分，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市场经济的接受等。但“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别主要在于，即使这些价值是谁都想要的，大家都认同的，它们的优先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亚洲价值观”中，族群、社会、家庭利益是比较优先的，而不是西方那种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这是最大的差别。
李光耀也强调依法治国。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法纪比较严明的国家，但它也强调以德治国。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它公开提倡儒家的八种美德，而且结合新加坡国情作了一种新的诠释。这八个美德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新的诠释是这样的，“忠”是指忠于国家，要有国家利益第一和群体意识。“孝”指的是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他认为，家庭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
李光耀还说，“仁”与“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善精神，要关心他人，做“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会那样用金钱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就是要区分为形式和诚意两个方面，他觉得礼尚往来能够产生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强调，礼貌的形式是要有教养。
李光耀还认为，义就是信义。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加坡各个民族之间、每个人之间要坦诚守信，不要欺诈或者见利忘义。“廉”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他们要清廉。“耻”就是知美识丑。他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美丑不分，对文明的行为不以为美，对丑恶的行为不以为丑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标准就乱了，距离垮台就不远了。”（三之一）
（转载自观察者网/《这就是中国》第98期，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