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9/10/2024
本文基於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上的演講記錄稿，有補充與修訂，原標題為《「漫長的十八世紀」與「盛世背後的危機」》。
該論壇由香港大學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雲漢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別從新加坡、台灣、大陸學者的不同視角，對這一主題進行闡述。
葛兆光憶十八世紀皇權獨大 對內思想統一 對外文化傲慢
接下來是第二點，就是面對世界的無知和傲慢，這當然是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固執和僵化的問題。
過去討論十八世紀，往往會說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對，說中國不曾傲慢，也不曾閉關鎖國，雖然是朝貢圈的老大，但對各國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國學者何偉亞那本《懷柔遠人》。其實，這是有意立異，不過是後現代後殖民的路數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會那麼平等地「協和萬邦」，其實，皇帝始終是中心，中國始終是中心。
這和皇權獨大下的思想專制相關，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對內部要思想統一，對外部是文化傲慢，這是一個定勢。
如果說，中古時期的皇帝，還只是在一旁居高臨下充當思想辯論的仲裁者：
漢代的「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梁武帝介入「神滅論」的討論，
唐代皇帝喜歡在宮廷里聽「三教論衡」，
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卻常常直接充當思想的辯論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論爭：
宋孝宗的《三教論》和《科舉論》，
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說》和《正孔子祀典申議》。
到了十八世紀，大家可能記得，雍正皇帝乾脆自己操刀，編了《大義覺迷錄》（1729）和《揀魔辯異錄》（1733），前一本借了曾靜案，介入政治和倫理領域（討論華夷之辨的錯誤、皇帝神聖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後一本針對佛教禪宗，介入宗教信仰。
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僅管天管地，還要管思想，這就形成了對知識階層的很大壓力，不光是王汎森講的「毛細管」作用，還有強大的「鍛壓機」作用。
（但為甚麼中國會這樣呢？）
而這個定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後，「訓政」與「黨國」成為主流的時代，更是變本加厲。
延伸閱讀：葛兆光看十八世紀中國的盛世危機
葛兆光憶十八世紀皇權鉗制文化思想 知識份子自由思想發展阻力大
那麼，在皇權籠罩一切的專制政治制度底下，說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徑和「作帝王師」的理想，說不好就只能「著書都為稻粱謀」。
知識份子怎麼能輕易掙脫專制皇權、政治制度對文化思想的鉗制？而在專制皇權、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間愈來愈窄仄，我們又怎麼能相信憑着這種傳統，中國能給世界帶來惠及全球的價值，發展出保證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自由發展的制度？
舉一個例子，差不多同樣在十八世紀70年代，歐洲完成了狄德羅和達朗貝主編的《百科全書》（1772，共28卷，兩千萬字，71, 818條條目，2,885張插圖），中國則由朝廷組織編成了《四庫全書》（1782）。兩套書各自的取向和影響是甚麼，好像也差得很遠，百科全書似乎是朝向現代的，四庫全書當然是回向古代的。
《百科全書》雖然以「記憶」、「分析」和「想像」包容歷史、哲學和文學，但更強調了商業、技術和工藝；然而《四庫全書》則仍然是經、史、子、集，所以，當《四庫全書》的編纂，鼓勵了學者們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釋和發揮上的時候，可是，歐洲的實用知識卻在發展和整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之前幾年的1776年，美國發布了《獨立宣言》，而之後幾年的1789年，法國發布了《人權宣言》。
延伸閱讀：葛兆光看十八世紀清帝國龐大疆域的煩惱
（轉載自「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的演講記錄稿，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